乡村视频景观的兴起回应着围绕乡愁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生成媒介产制中的新职业角色。本文探讨返乡青年通过内容生产对乡土社会的再诠释。基于城乡流动的个人境遇，短视频成为返乡青年的创业机会，推动乡村生活方式与数字媒介愈发紧密的联系。视频博主挪用传播科技，建立专业常规，在用户、平台和公共政策的多重规制之下，将乡村视频塑造为互联网文化工业的特定内容类型。本文聚焦于乡村视频博主职业身份的生成轨迹，探讨广大乡土基层被整合进入数字文化市场的动力机制，进而检视持续扩张的新媒介经济嵌入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过程。

  乡村是中国文化生产中一个极具意味的符号。大众媒介围绕乡土空间生成的一系列内容类型，不仅编织了独立于城市中心主义的基层叙事脉络（张爱凤，2019），还作为一种地点档案，投射出乡村所承载的媒介使用与共同体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去数十年间，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步伐映衬出“失落的村庄”（Ye et al.，2020）。由于缺乏日常生活空间的充足表达，乡土文化在获取现代社会认同的过程中被认为存在有待弥合的鸿沟。因此，研究者往往关注乡村的“真实”建构如何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深刻影响，通过形形的社会互动与技术实践得以再现（孙信茹，2021）。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乡村传播活动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型环节（Deng et al.，2021），也构成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缩影（Chen，2016）。

  伴随着近年的网络视听风潮，新媒介环境中兴起了以乡土生活为内核的内容模式。乡村题材视频凭借其独特风格脱颖而出，营造了影像景观的“日常审美”风貌（刘永昶，2021）。有数据指出，72.7%的短视频用户表示对涉农内容感兴趣。发展势头强劲的乡村类视频不仅推动以快手村、网红村为代表的电商直播经济，也塑造了新的媒介文化生态。数字影像纪实为乡土社会提供了自我表达机会（陈瑞华，2019）。以李子柒、农村四哥、华农兄弟等博主为代表，移动短视频展现的技术实践一度被视作“新农人”（郑洋洋，2021）的身份标识。然而，短视频商业化以及大量草根创作者的进驻机制也引发了诸多质疑，认为其间充斥的猎奇审美和荒诞内容仍指向城乡之间的分化（刘懿璇、何建平，2022）。可以说，面对传播科技与乡村在地文化的融合，网络视频裹挟了当下流行媒介系统呈现的乡村概念集合，成为观察新兴群体身份生产的入口。

  本研究注意到，数字视频产业的发展不仅回应着返归“乡愁”的内容市场需求，同时生成了媒介产制中的新职业角色。在影像消费时代，乡村往往仍是被凝视之对象（袁艳，2019），乡愁意象更被各类媒介符号商品化，用以塑造“伪旅行”体验，呼应当代城市居民的“无家可归”感（Creighton，1997）。中国社会化媒体迈向以“乡村民族志”为调性的产品样态，被视为迎合“市场下沉”的必然路径（刘瑞一，2021：132）。不过，视觉化的乡村并非全然处于被观看的语境，同样亦是内容创作者出于复杂考量所展示之结果。人们以合乎不同期望的方式参与影像制作，将媒介实践扩大到乡村日常生活空间，建构了新的互联网内容类型。换言之，乡愁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想象中，还体现在特定社会实践中，促进着文化地理的再生产（Blunt，2003）。探讨乡村短视频的社会文化效应有必要转向新媒介的地方性生产，进而追问视频创作者如何再现所谓的乡土风貌，这一过程如何与互联网文化工业相互联结，从而塑造新时代想象乡村的社会表征系统。

  本研究针对返乡青年的视频内容生产，即他们将乡村元素组合、创作为自媒体影像叙事的具体实践，探讨浸润于乡土社会的青年世代透过新媒介工具表达个人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能动方式。梅罗维茨（2002：39）指出：“电子媒介通过改变社会场景的界限，不仅是简单地使我们更迅速更详细地接近事件或行为。它们还给了我们新事件和新行为”。主流乡村视频当中的博主们大多成长于村镇，曾外出接受教育或具有城市务工经历，对新传播科技掌握程度较高。这种杂糅经验创造了他们理解、表达乡土生活的不同背景。相较于从文本层面描绘短视频环境书写的乡村“奇观”，本研究将乡村视作一种媒介生产空间，进入视频账号运营的具体场景，考察乡村视频博主这一职业身份的建立及其背后一系列制作惯例的生成轨迹。具体问题包括：乡村视频博主如何完成其内容生产，呈现何种特征？作为一种类型化内容，乡村视频如何再现个人身份经验与流行媒介工业之间的关系？围绕返乡青年将自我生活持续转化为内容生产的方式，我们试图呈现乡村视频博主这一职业身份建立的多重社会动因，并据此进一步理解在数字化的经济落实为乡村振兴的一套话语过程中个体在地生活和互联网劳动相互结合的日常化面貌。

  大众媒介是促进乡村地区现代化改造的重要工具（Wilkins，2000）。已有研究聚焦于现代媒介及其信息传播如何提升媒介素养（郭建斌，2005）、弥合知识鸿沟（方晓红，2002），进而修复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被边缘化的境况。沙垚（2020）指出，乡村传播研究经历了“以发展为框架”的现代化范式，逐渐与批判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相融合，迈向以民族志方法为导向的人类学研究。研究者开始转向乡村人群的主体性，探讨渗透社区关系网络的媒介技术如何带来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Viswanath et al.，1990）。尤其在传播科技变迁之下，人们在接近、使用新媒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关系圈层和社会交往形态（丁未、田阡，2009）。社交网络与在线空间不仅以新的形式建构乡村主体的“在场”，协助维系着地方内在秩序（牛耀红，2018），也使村民能够以数字化实践参与到乡村公共活动中，进而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部分（吴思栩、孙斌栋，2021）。

  在传播科技提升乡村社会参与之余，关于乡土地理的一整套意象也作为生产资源被整合到在线内容流通环境中。如雷特贝格（Rettberg，2009）所说，新媒介工具打造的简化模式与可视化叙述可协助人们进行自我展示，塑造其数字生活故事。纵观当下乡村文化表达，以短视频为典型形态的数字影像已成为一类重要的论述媒介。乡村在地人员积极运用移动电子设备，以不同方式投身短视频风潮，一方面传递出具有赋权色彩的参与式实践（Mohabeer，2004），另一方面，也将乡村这一“情感结构”（Qian，2017）转化为互联网工业进行景观分配与再生产的内容资源（Burgess，2015）。

  这种进入视觉消费领域的乡村图像衍生出特定的修辞视野，乡村总是被描绘为一种逃离现代性的生活空间，充满田园式审美以及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期待。拉佩尔（Ruppel，2009）谈到，技术进步的消费者和物质往往都是公众和私人怀旧情绪的产物。在乡村视频的消费中，乡愁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观众通过解读媒介文本，不断唤醒业已消逝的田园世界，以此对抗社会加速带来的普遍焦虑（曾一果、时静，2020）。与之相对的，另一类以“土味”文化为代表的流行性风格也使得短视频在受到主流文化抵抗以及商业收编的张力中，建构出特殊的亚文化群体身份（李彪，2021）。随着大量乡村网红博主的成长，他们的视频作品的叙事手法、拍摄技术和视听语言方面也日益丰富。尽管不乏论者承认网络视频透过增强边缘群体在文化经济领域的声音，提供了“城乡边界消解、城乡文化拼接”的舞台（姬广绪，2018），但视觉媒介对乡村内容的诸多“属性赋予”仍被质疑可能持续扩大了大众认知与社会现实的壑隙（王建磊，2019）。韩莉（Li,2020）进一步指出，这种重新包装乡村所反映的社会空间动态与其说弥合了城乡差距，不如说反倒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困境。

  在此意义上，探讨乡村媒介实践的一项鲜明主题仍然指向城乡关系互嵌蕴藏的身份话语及其文化政治。人们一方面强调社会化媒体平台提升了草根群体的能见性，另一方面更为关注其商业逻辑对公共性议题会造成的遮蔽（刘楠、周小普，2019）。例如，尹金凤等人（2020）通过对乡镇青年短视频创作的观察发现，其相关角色塑造并未摆脱对城市视觉镜像的自觉模仿。另有研究以“快手世界”这一短视频平台作为案例，指出数字影像固然创造了展示地方风俗的窗口，但乡村群体的自我呈现仍然被城市话语挪用，继续成为刺激都市娱乐的媒介消费景观（刘娜，2018）。由此，乡村本身退居次席，成为流行文化消费的附属物。这一他者化社会空间的建立过程（Lui & Chan，2020）与互联网内容产制相互支持，发展出一致化的组织原则，以完成乡村生活的在线叙事。

  总的来说，作为理论观照工具，乡村成为检视日常媒介实践与文化工业相互结合的独特场域。吉尔伯特等人（Gilbert et al.，2010）提醒，城乡空间的媒介使用向来存在非常明显差异，人们有必要围绕新媒介使用在乡村社区的适用性调整，探讨各类传播实践背后延展的社会意义。麦克唐纳（McDonald，2016）强调，关于新媒介对中国乡村影响的讨论有一个颇具模糊性的问题：人们一直将乡村视为与城市截然相反的领域；然而，人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往来迁徙的身体经验，以及ICT技术对其社会关系的扩展，都要求研究者对乡村群体认知世界的方式来进行更有启发性的描述。因此，探讨网络视频对乡村社会形态的价值赋予，有必要深入地方性社会内部，考察乡村主体如何灵活挪用数字媒介工具，建立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实践（Chen，2014），进而传递流动性身份的消弭与糅合。

  本研究基于乡村视频这一媒介类型，检视乡村视频博主如何通过审视自身与外部世界间的关系，将所在之地重新再生产的过程。研究表明，技术媒介有自身的运作逻辑，生产者在逐渐与之整合当中，也不断适应并提供着面向新语境需求的新方法（Meese & Hurcombe，2020）。作为当下网络视听平台的重要新兴类型，乡村视频不仅指涉以乡土生活意象为中心的文本偏向性，也涵括在地生产者特定的常规化实践。因此，研究者试图进入视频生产的日常生活脉络，考察视频博主如何塑造乡村在互联网文化消费环境中的理解框架。本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研究者进入乡村视频拍摄的具体场景，以期获取局内人视角，考察职业博主的个人经验历程及其组织媒介实践、完成类型化制作的方式。

  本研究经验材料主要源于抖音平台的两个典型案例。研究对象之一“秀才君”截至调查结束时已拥有约350万粉丝，是较具影响力的头部乡村博主，组建专业化工作室进行账号运营。其视频内容一般依托乡村环境拍摄，带有角色创作和剧本表演性质；另一位博主“乡野八妹”粉丝数约60万，账号主要由本人及家属打理，视频主题围绕个人平实生活，以日志博客形式居多。作为草根网红博主，二者代表了当下乡村短视频较具影响力的内容风格。研究者于2020年11月分别成功联系受访对象，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后顺利进入村庄，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间多次前往受访者所在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每次在观察地点的调查周期为3—5天，主要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环境、社会关系、个人经历、自媒体发展历史、视频制作和账号运营情况等。

  秀才君来自湖北省东部孝感市的一个村落，该村历史上名为梨树湾，后因考中多位秀才，为激励后人读书，更名为秀才村。“秀才君”这一账号亦由此而来。该村面积1.81平方千米，总人口960人，属于丘陵地带，以农业生产为主。近年来，秀才村城镇化发展较快，村庄外地务工人口众多，遍地可见高层楼房。乡野八妹所在的黄冈市柳塘村距县城七公里，由当地原柳塘大队、老方团大队于1971年合并而成。全村1756人，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较多；居民住宅两级分化，破旧的房屋和乡村别墅高楼并存。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全程跟随、记录甚至参与视频博主的选题策划、拍摄制作、后期剪辑、网络直播、粉丝运营等流程，并在当天视频摄制结束后进行对博主本人及其视频团队的访谈工作。离开观察点后，研究者连续一个月每晚观看研究对象的直播，观察粉丝群互动，并与小组成员保持通讯联系，实时了解内容运营的后期走向，以丰富一手经验材料。结合在实际村落的参与式观察、后续在短视频平台的参与或观察以及与其他乡村博主的访谈资料，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乡村视频博主内容生产的日常实践脉络。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传统村落社会结构遭遇急剧变迁，并加速了个体在城乡空间的迁徙。出生于1990年的“秀才”便面临关于家乡的两难选择。他14岁时辍学，16岁跟随亲友赴内蒙古数码城工作，开始接触数字产品方面知识。彼时恰逢电商崛起，实体店走下坡路，历经惨淡经营后，秀才不得已停业前往东北务工，漂泊7个年头后又返回村庄。2016年，微信公众号蒸蒸日上，本就熟悉新媒介的秀才在村中朋友支持下以个人名义申请了公众号。其首个作品乃是把影视剧《天龙八部》剪辑后进行配音，并取了个系列名称“地龙八部”（当地方言有“下地笼”一词，指在河里抓鱼）。该视频阅读量逾8万，点赞过千。试水成功后，秀才决定坚持每天更新搞笑类方言短视频，并逐渐从阅读量和广告中获取收入。运营两年后，秀才邀请儿时玩伴“耗子”加入，又时逢互联网内容整改，微信受到较大影响，抖音、快手等新兴平台则开始高速成长，他们于2019年注册抖音号“秀才君”，专注于农村趣事拍摄。

  从秀才返乡从事视频工作的历程可以注意到，城乡空间的移动经验赋予了他使用新媒介以及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乡村博主熟悉自媒体生态后，能够评估互联网市场的变化并作出积极回应，譬如运用网络资源自学剪辑、配音和转换运营平台等等。这些重返家乡的青年世代是乡村短视频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鉴于空间乃是人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地点要素（Lefebvre，1991），随着制作生活影像演化为返乡青年的谋生手段与创业机遇，乡村视频本身也不再是个人分享的意象符号，而是新文化经济依托的生产资料，维系着在地人口的稳定性，并承载了行动者媒介实践与乡土地理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以熟人网络为基础扩大的成员结构。组建团队是短视频账号发展的重要阶段。早期，除了拍摄一些零散的当地趣事，秀才君账号始终没新的内容突破。彼时，“老表”来到秀才村。他们当天一起合拍的一个视频迅速登上热门，给之前打退堂鼓的秀才送来了希望。老表是广西苗族人，多年来在广东务工，一直怀揣着表演梦，他坚信网络视频能实现自身对表演的憧憬。2018年，老表经朋友介绍加入名为“武汉阿凯”的主播的工作室。阿凯是秀才的同乡，在其引荐下，老表最终来到秀才村。大约一周后，阿凯又把他表妹的朋友引荐来当女演员，这个团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其次是公司制的日常工作惯例。秀才君团队成立后，大家在村子里组建了工作室。工作室内部完全按照开放式办公环境打造，拍摄设备被摆放在趁手位置，工位呈田字型排开。如果说办公室格子间是现代管理制度展示其权力的标志性符号（Zuboff，1984：125），那么，自媒体工作室秩序井然的空间结构便意味着业余的乡村视频博主已经有意识地依循一套标准作业流程。他们严格按照上班时间考勤打卡，各自有着明确分工：阿牛负责拍摄，耗子负责剪辑，秀才、琪琪和老表是出镜人员，秀才和阿牛同时亦是主要编剧。他们通常晚上写策划稿，次日白天完成拍摄，下午至晚间剪辑内容并上传至视频平台。如此往复，一周约发布4条视频。以下是研究者观察记录的某天情形。

  一定意义上，上述视频工作呈现出生产生活方式的互嵌结构。在乡土社会，拍摄活动不可避免地嵌入日常生活网络。并且，自发组合的成员之间有特殊的人际关系，给团队管理带来了一些潜在问题。尽管如此，视频团队仍通过内部规范制度强化了自媒体账号的职业化导向。清晰的劳动分工、固定的作品频率以及合乎默契的创作风格等共同塑造了视频生产的常规惯例，推动业余博主专业经验的增长。

  最后是粉丝圈的孵化与运营。2020年的最后一天，秀才村的天空散满了烟火。河边空地上，一群人围绕篝火在音乐声中欢呼，这里刚刚结束一场跨年直播，慕名而来的秀才君粉丝们当晚在这片土地上狂欢。粉丝社群是视频博主发展营收模式、维系其职业化道路的关键出口。在主账号建立粉丝基础后，视频博主往往会利用已有资源开启多账号生产，逐步扩大粉丝圈。例如，秀才君团队便先后创立了“加油佩佩”“秀才人琪琪”“哈哈老表”等次级账号，每个账号由特定成员负责运营，形成各自的内容倾向性，从而延展粉丝长尾市场。

  乡村视频展演的田园生活虽充满传统气息，其制作和流通方式却高度现代化和常规化，呈现着数字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嵌合性。本研究中，案例对象多出于“临时起意”搭建起“一班摊子”（即一支团队），围绕在地趣闻完成创作叙事，也将彼此间社会关系自然带入线上产制，形成具有内部凝聚力的职业模式。基于乡村博主辗转于城乡结构的个人流动经验，视频内容也与创作者身份意识紧密结合。传统乡土空间与现代性生产相互纠葛，凸显着乡村视频这一内容类型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机理。

  乡村短视频发展曾历经显著的阶段性演变。早期，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催生了一批“土味”网红，他们以“社会摇”“喊麦”的表演方式，锅盖头、紧身裤、“老铁双击666”的“社会人”标签创造了独特的亚文化表征。当中的猎奇和恶搞元素引发社会争议，而被质疑又加剧了大众媒介对基层社会的刻板书写。随着有关政策以及行业监督管理措施出台，部分土味网红逐渐退出大众视野，专注田园风光、记录乡风文明的“新农人”开始受到更多瞩目，建立起短视频领域新的文化消费景观。

  总体上看，案例视频博主将自我置身于乡愁视觉化生产与消费网络，且持续发展着个人与互联网工业制度的互动实践。从外地务工者到在地自媒体人的角色转变中，乡愁既象征着返乡青年对地方的情感纽带，也是据此组合线上内容景观的灵感来源。其间，短视频蕴含的乡愁囊括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要素：创作者身处城乡结构的现实际遇、与都市物质文化相对的生活方式、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下的乡土记忆回望，以及延续至今人情社会的风俗传统，等等。进一步而言，随着田园牧歌式生活以全新的可见姿态嵌入当代文化消费场域，视频博主自身生活境况也成为媒介化时代新的乡愁叙事。安戈（Unger，2002）早期针对中国乡村地区的研究发现，在经济自由化的氛围下，由于工作机会在社区之外，离开村庄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今，蓬勃的网络视听行业将乡村转变为生产空间与生产资料，客观上推动了个体的地理定着。这种定着是伴随准职业化的自媒体人身份出现的，对于普通乡村青年来说，记录乡村可拿来养家糊口，并改变过往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人身份。短视频平台也呼应宏观政策导向，顺水推舟布局了更多鼓励计划，这一些因素都增进了在地视频博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向主流权力秩序靠近，媒介制作常规也发生了不一样的意义变化，令乡村视频不仅成为反映乡土意识的文化主题，更将之融入中国新时代基层叙事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有机部分，为原本不确定的职业状态提供更为稳定的合法化基础。在被纳入互联网内容生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维系既有产制，扩大运营规模，乡村视频生产往往会迎合平台规则以及他者想象中的视觉景观，本质上未能掌握自身形象的发言权。视频博主在制作文本时无可避免地受个人背景或城乡经历的影响，也有意或无意间将自我置身于外包劳动境地，通过接受他人的视角，将乡村描绘成极为明确、符合公共展演性质的对象。由此，数字时代的乡村短视频不仅意味着乡土地理和乡愁情感的商品化过程，也不断展现出包含在地个体与外部政治文化环境在内的一整套社会话语对乡村的理解和再诠释，使其自身成为现代性进程塑造的混成类型。

  当代视域下的乡村向来是充满张力的概念集合体，既象征着田园牧歌式的文明传统，又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裂场域。乡土与城市、乡村社会与都市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生产相互交织的矛盾。过往研究中有关线上内容环境的讨论往往倾向于其间流行的都市化、大众化或亚文化元素，乡村的位置是相对缺席的。近年来，大量三农视频进入主流文化消费视野，展示出基层群体在新媒介文化生态中的活力。本研究围绕乡村视频博主的日常媒介实践，考察他们如何策略性地使用新技术来再现乡土生活，并呈现个体城乡流动经历与新时期互联网文化工业之间的联系。

  透过创造性的经验表达和审美叙事，乡村视频塑造了自成一体的内容风格。这一内容风格以乡土人文地理为底色，是基于视频生产可持续性、数据关注度和社会公共规范等因素考量不断将返乡青年自我生活框架化的结果。乡村博主将短视频视为创业机会，传递出鲜明的职业生产意识。他们积极打造“新农人”“家乡代言人”等形象，某一些程度上打破了农村出身背景带来的机会条件限制。观察乡村青年进入短视频行业的生命历程能发现，个体身份境遇成为理解乡村社会、重塑其表征系统的重要依据，视频博主以贴合数字消费景观的生产手段加以修饰，既建构了乡村图景全新的可见性，又将时代情感症候赋予其中。通过与粉丝社群相处，为数字平台创造利润，返乡青年主动接纳了不确定、具有风险的外包劳动职业，形成“社会化媒体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协作和共生关系”（Zhou & Liu，2021）。这一“成名之路”于是受到平台、粉丝、资本等多种力量规训，表现出颇为复杂的自我身份认知。

  本研究强调乡村视频博主这一职业身份中的混合意涵：基于城乡流动的个人境遇，视频影像成为返乡青年个人事业及身份认同的寄托；通过吸引、感染粉丝用户，建构文化参与的连续体，发展出创作者、参与者与地方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也持续推动着乡愁的商品化，将地方性生产与互联网工业模式紧密结合，以新兴内容类型反映出来。乡村视频的生产脉络可谓当下职业劳动日益媒介化的一项注解。如福克斯（Fuchs，2010）所指出的，信息资本文化的成功之处在于大量不稳定、非正式的知识型内容作业组建为新的职业形态，“工作”与“非工作”的边界再难区分。在将每日生活转化为视觉影像的过程中，乡村从具体居所转变为生产空间，建立了视频博主与地方新的依恋关系。鉴于新兴职业往往较少具有预先包装好的“身份信息”（Murphy & Kreiner，2020），个体不得不将自我投入到更广泛的市场要求和公共网络中加以审视，在面向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调整中确认适当的职业身份要求。原本业余化的视频生产“被重新设计为更像是一份工作”（Pfannebecker & Smith，2020：44），博主将镜头对准自己和周遭生活，以符合用户、平台和公共政策的期望“制作”乡村，创造出乡村视频作为媒介消费对象的类型共识。乡村博主不同程度地挪用传播科技、设置职业常规、打造身份合法性的策略实践，有助于我们探讨广大乡土基层被整合进入数字文化市场的动力机制，进而检视持续扩张的新媒介经济嵌入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过程。

  相较于从文本层面描绘短视频影像呈现的乡村文化惊奇，本研究以内视视角深入视频博主的日常生活行动，探讨在地主体建立、组织与运作自媒体账号的具体方式，以期再现乡土社会的媒介生产常规。“万物皆媒”的时代浪潮将日常生活不断视觉化、媒介化、平台化，不同地理时空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卷入其中，共同成为线上内容生产与消费的一部分。乡村青年透过广泛的视觉符号和社群互动将个体漂泊境遇投射于屏幕，无处不在的乡愁成为一种永恒标记，被安置在短视频消费营造的数字生活世界中。作为观察城乡互动结构的社会镜像，乡村视频博主的媒介实践提醒研究者，乡村并非纯然是都市凝视之产物，同时也经由地方群体不断回应外部世界想象，运用媒介文化资源，经营本土社区，从而完成在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意义构建。视频博主持续发展的内容生产策略在与互联网文化市场交相缠动之中提供了丰富张力，以呈现乡村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变化与机遇。随着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媒介产制不断创造数字流通网络中形形的类型化内容，我们有必要把握这些文化景观所投射的多元社会下不同层级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些群体如何以其个性化实践诠释自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位置。与此同时，鉴于乡村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展现的巨大内部差异，未来研究也可围绕地域、族群化特征，探索不同在地群体耕耘新媒介资源、参与内容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呈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